【考述】

     桓公井在白纻山。因李白有关白纻山的诗未及桓公井，而另有《姑孰十咏·桓公井》诗，此诗又未及白纻山，故特立条目叙述。

    《舆地纪胜》卷一八太平州：“桓公井在白纻山。《九域志》云：晋桓温所凿。王安石诗有‘歌舞不可求，桓公井空在’之句。”桓温是东晋名士，位至大司马，喜清谈玄理。东晋时尚品题之风，史载对桓温的品题是“高爽迈出”。中国士人自西汉定儒术为一尊后，便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终身奉行的准则，忠于君忠于朝廷被视为士人的理想品格，因而对大一统政权有着一种亲近感和依附感。但是这种情形到了东汉末年有了很大的变化。面对着宦官和外戚专权的腐败政权，士人们怀着赤诚和悲慨的情怀，一次次上疏反宦官反外戚却一次次失败。于是士人的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最主要的是对大一统政权在感情上由亲近走向疏远，开始了回归自我的历程。重个性、重才能、重自我、重感情成了一种普遍的心理趋向，价值取向亦从一元化转向多元化。由于庄子生活和哲学的回归，士人精神上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念的种种束缚松解了。为了解决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情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曹魏时期的士林精英几乎都卷入了玄学思潮，在哲学层次上探讨自己的理想人生并付诸实际生活。隐逸之风成为一种普遍的风尚。结果以其代表人物嵇康被杀而证明，反儒教、拒绝与统治者合作的人生哲学在现实中无法存在下去。于是西晋士人便以儒道为一，转向纵欲。他们不再反儒教，愿意做官，但却崇尚富贵奢靡，追求潇洒风流的美名，醉心于俊美秀丽的风姿，把高雅与庸俗融于一身。此即所谓“朝隐”。最后终以国家败亡付出沉重的代价。永嘉乱后，南渡的东晋士人从国破家亡的悲伤中恢复过来，却进入了偏安的心境之中。他们接受了西晋灭亡的现实，担心东晋再亡，宁肯偏安一隅而不愿去冒北伐中原、统一国家的风险。他们逐渐摆脱了西晋士人的纵欲放荡，转而追求宁静高雅的精神天地和风流安乐的生活，既入仕享受奉禄，又风度翩翩地处世，留连于山水之间。姑孰，便是东晋士人寻求和实现这种亦仕亦隐、风流潇洒人生旨趣的乐地。以青山和城关附近两处分别为200万平方米和15万平方米为代表的晋墓群，充分说明这里是当时孙绰上疏所说的“安乐之国”。

     由于姑孰在守护京都上的重要地位，东晋一代，先后有王敦、桓温、桓玄三位权倾朝野、统兵领将的大司马、大都督移镇此地。他们在此秀美之乡，网罗天下名士，驱扇清淡之风，过着宁静高雅和风流潇酒的生活，一方面效力朝廷，一方面拥兵自重，觊觎皇位，演出了一幕幕动人心魄的历史活剧，留下了一篇篇传奇的故事。李白诗歌涉及至此的有谢尚、桓温、袁宏、孟嘉四位名士和牛渚、青山、龙山、白纻山四座名山。它篇已有考述，此处再谈桓温及其桓公井。桓温于364年五十三岁时移镇姑孰，十年后六十二岁病卒，葬青山。这期间，他曾进行过一生中的第三次北伐，以图光复中原，但未成功。他也有觊觎皇位的野心和行动，但却又说过：“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年耶!”说明尚能看重名节。在姑孰期间，桓温曾多次携幕僚名士在白山观妓，欣赏白歌舞。大概为了在此生活的方便，曾在山上凿水井一口，后人便称为“桓公井”并多有歌诗，可见影响之大。方志还记载白山有饮马泉、挂袍石，又载南朝宋孝武在此狩猎，故不知饮马泉和挂袍石为谁的遗迹?我曾由文物部门安排在白纻山的丛林荆棘中寻见过桓公井，约5平方米，无石瓦秋 ，水色浑浊，但大旱不涸。

     因桓温在当涂留下的遗迹和逸事较多，故有必要在此顺便说一下后人对桓温的评价问题。历史上对桓温的评价多与王敦并论，称为“逆臣”。也有人将桓温与谢安并论，史臣却不予采纳。直至清末，章太炎先生对史家提出反驳：“宣武(桓温)命世之才，志在光复，何异葛侯?但以送死事生，有忠贞之节，晚年复谋禅受，是以为世所讥。要之，不以一眚而掩大德，诸表辞气慷慨，则与《出师表》先后比烈矣。世人拟之王敦，何哉?”(《历史论丛》第一辑)这是一篇有卓识的翻案文章，足可参考。

　

【备考】

     《舆地纪胜》：桓公井，在白纻山。《九域志》云：晋桓温所凿。王安石诗有“歌舞不可求，桓公井空在”之句。李白诗：(《姑熟十咏·桓公井》诗，从略。)

     明嘉靖《太平府志》：白纻山桓公井，山椒之池也。李白诗云：(《姑熟十咏·桓公井》，从略。)

     《大明一统志》：桓公井在白纻山，晋桓温所凿。李白诗：“桓公名已古，废井曾未竭。石瓦秋冷苍苔，寒泉湛孤月。”

     清康熙《太平府志》：白纻山，在郡治东五里，……晋桓温携妓游此，歌白纻词，故名。山椒有桓公井、饮马泉、挂袍石诸迹，亦宋孝武狩处。

     《大清一统志》：桓公井，在当涂县东。《府志》：在白山椒，一名饮马泉，晋桓温所凿。唐李白诗“桓公名已古，废井曾为竭”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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