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在当涂所作《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后简称《陪》)与《化城寺大钟铭》(后简称《铭》)两文，詹先生在其《李白诗文系年》一书中系于天宝二年癸未(743年)，并注曰：“王谱于宝应元年下注云：‘集中有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又有化城寺大钟铭，诗称升公湖上秀，粲然有辨才，济人不利己，立俗无嫌猜云云。铭序称寺主朝，英灵秀气，虚怀忘情，洁己利物云云。是朝升公本一人，而诗与铭之作大约相去不远也。铭序称当涂邑宰李公以西愈流沙，立功绝域，帝畴乎厥庸，始学古从政。
历宰洁白，声闻于天。天宝之初，鸣琴此邦。其时代履历与阳冰不类，则所谓族叔当涂宰者乃另是一人，在天宝中来为邑令者，非上元后作当涂宰之李阳冰也’。今按王说是也。诗云：‘当暑阴
广殿，太阳为徘徊’。当是天宝二年盛夏之作。”
瞿蜕园、朱金城两位先生在他们合著的《李白集校注》一书中《陪》诗后按曰：“此当涂宰即卷二十七《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孰亭序》中之‘今宰陇西李公明化，亦即卷二十九《化城寺大钟铭》中之‘李有则’。《化城寺大钟铭》既有‘天宝之初，鸣琴此邦’之语，则可知此文必不作于天宝二年，疑与此诗俱作于天宝十四载前后。”以上诸位先生的看法很有见地，对研究李白的生平特别是在当涂的活动，有重要参考价值。
但是，仔细推敲，似觉有些提法还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本文拟就此作一些初步探索。第一，关于《陪》诗与《铭》文是否为“大约相去不远”之作的问题。詹、瞿蜕园、朱金城三位先生对这个问题均赞同王琦之说，作肯定回答。王琦作为判断的主要依据在于《陪》诗与《铭》文分别提及的升公、寺主朝本一人。笔者认为，这样的推测实有缺欠。两篇文章提起同地同一人，可以是同时或者相去不远之作，也可以是间隔一段时间或者很长时间作的。这中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要辨别写于同一地，提及同一人的两篇文章是否作于同时，只有从内容上相比较后才能判断。李白在《陪》诗与《铭》文中虽都写到升公(即朝)，笔法并不相同。《铭》文中，把朝作为铸钟的当事人之一来记述。《铭》文从铸钟主持人邑宰李有则写起，写到邑宰副手县丞县尉，写到铜钟安放地化城寺的主持公、寺中成员上座灵隐、都维那则舒等等。这些内容，构成钟铭主体部分。为钟作铭文，李白自然要把与铸钟有关的实际情况写进去。所以，《铭》文中对邑宰、丞尉、寺主等人的记述，都是写实。但是，在《陪》诗中，李白对升公纯属虚写。
《陪》诗把升公冠之于亭名之前，把升公与写景结合起来：“升公湖上秀，粲然有辨才。济人不利己，立俗无嫌猜”。触景生情，游清风亭，忆建亭人，于是寥寥几笔，赞誉建亭人升公。这种怀念追述的笔法，与写《铭》文采用的记实笔法显然不同。可见，《陪》诗与《铭》文同提及化城寺升公一人，时间观念是很明确的。《铭》文把升公作为主述对象之一，其人必是在场当事人；《陪》诗把升公作为怀念对象追述，其人很明显不在场。所以，《陪》与《铭》同提及当涂县化城寺主持升公，非但不能证明它们就是相去不远之作，恰恰相反，倒是可以判断它们不是相去不远之作。
第二，关于李明化是否即李有则问题。《李白集校注》对这个问题说得十分明确，认为《陪》诗中的族叔当涂宰就是作于天宝十四年的《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孰亭序》中的今宰李明化，亦即《铭》文中的当涂宰李有则。说《陪》诗中的族叔当涂宰即李明化，可以相信；说李明化亦即李有则，疑点很多。首先，《陪》与《铭》即使是相去不远之作，也不能就此肯定它们分别提到的当涂宰就是同一人，不能排出它们作于两任县令交接前后的可能。况且，此前已证明《陪》与《铭》不是相去不远之作，就更没理由认为它们分别提到的当涂宰是同一人。其次，如果肯定李明化亦即李有则，就等于承认李有则从“天宝之初，鸣琴此邦”一直到天宝十四年夏还是今宰。然而这种情况在唐代是不可能的。据《新唐书》记载，唐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官吏的考查，明确规定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每岁，尚书省诸司具州牧、刺史、县令殊功异行、灾蝗祥瑞，户口赋役增，盗贼多少，皆上于考司。”考司制订了多达“四善二十七最”的考查项目。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非常重视对县令、刺史等“亲于民者”的地方官进行考查。他曾“悉集新除县令宣政殿，亲临问以治人之策，而擢其高第者。”另据《通典·选举典》记载，唐代“按格令内外官万八千八十五员，而合入官者，自诸馆学生以降，凡十二万余员……大率约八、九人争官一员。”特别是天宝后期，肃、代以降，官员更多滥无比，士人常常“二年居官，十年待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身为当
涂县令的李有则，若有政绩，必会进阶擢用；苟无其功，也已任满解职。哪会容他在当涂令任上一干就是十二、三年?退一步说，按照唐四年一大考的任选规定，就算李有则能经两考而不调迁，也只能干到天宝十年左右。绝不会到天宝十四年还是当涂“今宰”。所以，以上 疑点只能说明，李有则与李明化绝非同一人。李有则是天宝初年任职的当涂县令，李明化则是天宝中期以后来当涂的“今宰”。
第三，关于族叔当涂宰为谁的问题。自天宝之初到李白病逝当涂，当涂县令先后有李有则、李明化、李阳冰三人。《陪》诗中的族叔当涂宰，当是三位李姓县令中的一个。可以肯定，族叔当涂宰不是李阳冰。因为，李白在诗文中，爱对李姓同仁使用从兄、族叔等称呼。虽然以其“凉武昭王高九世孙”的身份与那些从兄弟、族叔侄相对照十分不符，不但辈份错乱，而 且孰是“从亲”，孰为“族亲”也很不明确。但是，对某一人的称呼始终是一致的，从未见混用过。李白不可能在《献从叔当涂宰阳冰》中称李阳冰为从叔，而在《陪》诗中改称其为族叔。况且，从叔与族叔的称呼本有区别，不当通用。《朱子全书·礼一》曰：“曾祖而下三代称从子，自高祖四世而上称族子。”可见，从叔比族叔血缘关系近得多。从叔、族叔既不可能同指一人，从叔李阳冰绝不会是族叔当涂宰。然而，由于人们习惯于用族叔称呼父辈宗亲，也就错把李白笔下的从叔、族叔混为一谈，致使出现了误认《陪》诗中的族叔当涂宰即从叔当涂宰李阳冰的错误。
族叔当涂宰既不是李阳冰，就一定是李有则、李明化两人中的一个。《陪》诗中的族叔当涂宰，李白认为是个“虽游道林室，亦举陶潜杯”的清静淡泊、有归隐之心的仁者；而《铭》文中的当涂宰，则是出身显贵、战功卓著，学古从政以来“历宰洁白，声闻于天，天书褒荣，辉之简牍”的官场幸运儿。显然，族叔当涂宰不是《铭》中的李有则，而是天宝十四年陪司马武公等宴姑熟亭的“今宰李公明化”。《李白集校注》认为族叔当涂宰即是李明化是正确的，认为“亦即李有则”，则是沿袭了“李明化与李有则是同一人”的错误。
以上论述，否定了《陪》诗与《铭》文之作大约相去不远的说法，明确了李有则、李明化并 非同一人，确认出族叔当涂宰即是李明化，在这样的基础上，最后探索《陪》与《铭》的系年，就很容易了。
目前较常见的《铭》文系年有两种，一是詹先生系于天宝二年夏；二是瞿蜕园、朱金城先生系于天宝十四年前后。詹先生把《铭》系于天宝二年夏，属明显失误。第一，如瞿、朱两位先生所言：“《化城寺大钟铭》既有‘天宝之初，鸣琴此邦’之语，则可知此文必不作于天宝二年。”第二，按詹先生系年推算，李白天宝二年秋入京待诏翰林。但《铭》文中已写了“白昔忝侍从，备于辞臣”，这分明是待诏翰林、赐金放还之后语。焉有未奉诏入翰林之 前便称“昔忝侍从”之理?那么，《铭》是否如瞿、朱两位先生所言作于天宝十四年前后呢?
把《铭》系于天宝十四年也有不足之处。首先，如前所述，既已明确《陪》诗与《铭》文不是相去不远之作，就不能因为《陪》诗作于夏日而肯定《铭》文也作于夏日。从《铭》文本身既无法推断其必作于夏日，就没有理由认为它与系年、季节、地点都已明确的《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熟亭序》是同时之作。其次，李明化既不是李有则，《陪》与《铭》就不会作于同一县令任内。《铭》文中的当涂宰是李有则，《铭》就应作于天宝三年李白离京以 后，天宝十年左右李有则卸任以前。在这段时间内，李白来当涂并有游踪可循、诗文可证的，只有天宝六年前后的那一次。天宝六年，李白经当涂往会稽访贺知章，因贺已死未遇。
返当涂归程中，作《访贺监不遇》(即《重忆一首》)诗。到当涂后，逢城内化城寺大钟铸成。
李白即为钟作《铭》文，同时把刚写成的《访贺监不遇》诗赠给寺僧。九十五年后(会昌三年)，裴敬在《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中提起了这件事：“予尝过当涂，访翰林旧宅，又于浮屠寺化城之僧得翰林自写《访贺监不遇》，诗云‘东山无贺老，却掉酒船回…… ’”。可见，天宝六年，李白确实在当涂化城寺逗留过。所以，《铭》系于天宝六年，当是可信的。既然《陪》诗中的族叔当涂宰是李明化，而不是“天宝之初，鸣琴此邦”的李有则。把《陪》系于天宝二年夏也是不当的。李明化是天宝中期以后的当涂县令，在他的任内李白到当涂有较长时间停留的，只有天宝十三年夏到天宝十四年秋的那一次。所以，《李白集校注》把《陪》诗系于天宝十四年前后，比较合理。
(原载《李白诗魂系青山》。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
《登黄山凌台送族弟》写作年代浅析《登黄山凌台送族弟溧阳尉济充泛舟赴华阴》写作年代浅析李祖鑫《登黄山凌台送族弟溧阳尉济充泛舟赴华阴》(后简称《登》)，是李白在当涂所作送别诗之一，詹先生系其于天宝十三载五月，瞿蜕园、朱金城先生在《李白集校注》中作：“未详此诗作于何年。”
詹说是否准确?《登》诗当系何年?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述一孔之见。
李白写这首送别诗，与其它一些写给友人的互道珍重的送别诗有些不同，正象《唐诗别裁》评价的那样：“说转漕处见关系军国，此一篇主意未写送行，亦不草草”。因此，合理解释诗题，正确理解诗句，对把握作诗年代显得尤为重要。
詹先生解诗题曰：“此诗所赠者即丹阳李济也，充字疑衍。”说所赠者为丹阳李济，准确无误；疑充字为衍文，似觉不当。王琦在《登》诗题下注曰：“充一作统。”按此注，充泛舟即是统泛舟。此解甚是。泛舟词义出自《左传》，“僖十四年，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李白在《登》诗中，也说得很明白：“尔从泛舟役，使我心魂凄。”可见，李白登黄山凌台送李济，不仅因为李济就要泛舟赴华阴，更重要的是李济有役在身，要统领运粮船漕运粮米至“洛阳西”。为什么李济要“充泛舟赴华阴”呢?《登》诗中解释为“秦地无草木，南云喧鼓鼙”。显然，只有搞清楚“秦地无草木，南云喧鼓鼙”指何事，此事发生于何时，才能推断出作诗时间。
李白在“秦地无草木，南云喧鼓鼙”句后，用“君王减玉膳，早起思鸣鸡。漕引救关辅，疲人免涂泥。宰相作霖雨，农夫得耕犁”三句诗详细交待了从泛舟役的原因。其中“宰相作霖雨，农夫得耕犁”，十分明显是写久旱初雨的情景。可见，“秦地无草木”实指关中大旱。“南云喧鼓鼙”何解?王琦认为是公卿百官求雨“伐朱鼓”；詹先生解为与“云南五月中，频丧渡泸师”(李白《书怀赠南陵常赞府》)同指一事，即云南战事。詹解较为合理。关 于关中大旱，据《旧唐书》记载，天宝年间有二次。一是天宝六年“自五月不雨至秋七月乙酉”；二是天宝九年“三月，时久旱，制停封西岳，五月庚寅，以旱录囚徒”。关于云南战事，也有二次：一是天宝十年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大败于西洱河；二是天宝十三年六月剑南节度留后李宓败于西洱河。李白《登》诗写于“炎赫五月中”，而天宝六年五月，不雨尚未成灾，故《登》诗中提到的关中大旱不会指天宝六年的那次；“南云喧鼓鼙”虽指云南战事，但未明确即是“云南五月中，频丧渡泸师”的那次，故可指天宝十年的那次，也可 指天宝十三年的那次。显然，李白《登》诗最早当作于天宝十年四月以后，地点必须是在当涂。天宝十年四月后，李白有幽州之行，十二年早春三入长安。不久返河南梁园。十二年秋由梁园南下宣城，十三年在金陵别魏万后往来于宣城、当涂等地。那么，天宝十年四月以后李白最有可能在当涂的，就只有天宝十三年别魏万后由金陵来当涂的那段时间。天宝十三年五月，李白如在当涂，《登》诗就可能写于那时。但是，考李白行踪发现，天宝十三年五月，李白还在金陵与魏万同游。天宝十三年初，魏万寻李白相遇于扬州，不久同舟自秦淮而下金陵，同游凡数月。别时，李白作《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曰：“五月造我语，知非 亻台亻疑人”。
魏万在《金陵酬翰林谪仙子》诗末日：“此别未远别，秋期到仙山”。显然，李
白与魏万在金陵初别的时间，“当是五月以后尚未入秋以前”(詹《李白诗文系年》)。这样，李白就不能在天宝十三年五月独自去当涂登黄山送李济。但是，从天宝十三年夏至十四年秋，李白在当涂曾有较长时间的停留，有诗《当涂赵少府粉图山水歌》、《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熟亭序》等为证。如果把《登》诗写作时间推迟到天宝十四年五月，一方面可与诗中提及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吻合，另一方面也照应了李白在当涂的游踪，显然是可 取的。当然，把《登》诗系于天宝十四年五月，也似有不妥之处。李白在《登》诗中记述的关中大旱，离他写诗时已隔五年之久，为什么把五年前的旧事重提?况且，天宝十二年八月，关中水旱相继，京城米贵；天宝十三年秋，长安大水，物价暴涨，人多乏食。这种情况下，肯定也有“漕引救关辅”的泛舟役。《登》诗既作于天宝十四年五月，为什么对近事只字不提，偏偏写到几年前的旱灾?笔者认为：天宝十二年早春，李白三入长安，在京城里，对二三年前的关中大旱、云南战事，听得多，印象深。不久离京归梁园，南下宣城。远离长 安后对天宝十二年八月以后的关中水旱灾害，或者听得少了，或者未身临其境，印象也就不那么深了。所以，登黄山送李济从泛舟役赴华阴时，想到李济充当了救关辅的角色，于是在京期间的所见所闻，又浮现在眼前，下笔之处，自然又追述往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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