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述所表明的，诞生传说(“太白星”传承)→作风传说(“谪仙人”传承)→临终传说(“捉月”传承)，是系统的三个同质的传说。李贺的情况是这样的，没有相当于诞生传说之故事，而作风传说，则是极有个性色彩的“呕心”传承——持续作诗直到吐出心脏——成为他诗歌创作态度的象征。不用说，这与“白玉楼”传承同样，具有增强李贺“鬼才”形象之功能。与此相对，杜甫的情况则是这样，总体上缺乏传说故事性东西，有关诞生传说、作风传说这些对他来说应该有的传说却完全没有B34。此外，就是极为重要的临终传说本身，由于它活画出杜甫晚年末期贫穷零落情景，但为了与杜甫“诗圣”这一很高评价相适应，逐渐就有强烈的否定这一传说的感情和念头出现，以至形成另外一个关于临终的传说，并在其生平阐释史中(扩而大之到鉴赏接受史)占主导地位。若从杜甫作诗态度及传记史料看，象杜甫这样本质上缺乏传说性诗人，却有“牛肉白酒”这样鲜明的临终传说，便特别引人注目。对此，可能有下面两种相反解释：①这一传说，至少其源起，有一定程度的事实为依据。②纯属虚构，尽量将非传说的杜甫人生以传说化，具有很强的象征性。以上考察表明，关于围绕三者临终传说所出现的一系列的差异，不仅是各个传说的构造和功能的差异，也是三位诗人的诗风和个性的差异在鉴赏接受史上在综合整体感觉方面的鲜明反映。这一点，还可以将韩愈白居易那样与临终传说根本无缘的诗人拿来作比较，从而得到进一步验证，以使问题探讨深入。这就意味着，著名的传说，尤其是著名的临终传说——不管其史实真伪如何B35——都含有极大传记论价值。只把它看作小说家的杂记，忽略了它，或将它作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就失去一个可能含有丰富论述内容领域。而传说及传说的形成、继承原因，仅就客观方面看，更多的是取决于“作品”和创作作品的“作者”性格本身。 注释：
①王瑶《李白》1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詹《李白诗文系年》152页(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武部利男《李白》(上)8页(中国诗人选集、岩波书店、1957年版)、小尾郊一《飘逸诗人李白》251页(集英社，1982年版)、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齐鲁书社，1982年版)、裴斐《李白的传奇与史实》(《文学遗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1993年第3期)等。②关于这点，由合校本《唐摭言校勘记》(《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确认。③王琦注本自序中记有“乾隆二十三年(1758)岁次戊寅正月望日”，跋中记有“乾隆己卯(1759)秋九月字样。④除笔者自己有关著作已注明此点外，其他如大野实之助《李太白研究》211页(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59年)，冈村繁《李白的政治自负及其本质》(集刊东洋学《东北大学中国文史研究会》，1983年10月)，罗联添《唐代诗人轶事考辨》(《唐代文学论集》下，学生书局1989年)中都注明这一点。⑤但《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七)〈郭功甫〉项开头引《王直方诗话》所引本文，“采”、“闻”照旧。⑥清·曹笙南《李翰林姑孰遗迹题咏类钞》卷六(光绪八年〈1882〉当涂县南寺巷集文堂聚珍本，这里据《李白与当涂》120页(马鞍山市当涂县地方志办公室，1987年)所引原文。⑦清·厉鹗《宋诗纪事》(卷二十七)郭祥正〈小传〉。⑧“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当涂人，母梦李白而生，少有诗声，梅尧臣，方擅名一时，见而吟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后身也”(《宋史》卷四四四《文苑传》郭祥正)。此外，参照《宋诗纪事》(卷二十〈梅尧臣〉所引《采石月下赠功甫》附注。⑨参照注⑤所引《王方直诗话》。⑩最早继承“骑鲸”一语用例，见晚唐贯休“宜哉杜工部，不错道骑鲸”(《观李翰林真 其一》)(《全唐诗》卷八二九)。此外，还有杜甫《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仇注卷一)最后第二句“南寻禹穴见李白”的异文“若逢李白骑鲸鱼”，也是继承此一语。注①所标裴斐论已指明。
B11关于这一点，松浦友久《关于韩愈〈伯夷颂〉的二、三问题——伯夷故事的形成与继承》一文有具体论述。(见1969年3月《东洋文学研究》第十七号，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会编。)B12参照《礼记·檀弓》(上)“死而不吊者三，畏(①犯法狱死②非罪而死③兵刃所杀)，厌(死于岩墙下)，溺”。B13关于杜甫溺死一说，参照本稿第(五)部分。另外，关于《千一录》，翟蜕园、朱金城《李白诗校注》(下)丛说中，引作《方弘静千一录》。想是《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等中《素园存稿，二○卷，明·方弘静》所记之明方弘静，但该书却未见。请指教。B14郭启宏《李白之死考证》(《光明日报》1991年9月7日)
B15早先我对此问题看法要点，见拙著《李白——诗与心象》。(社会思想社，1970年。中译本，张守惠译《李白——诗歌及其内在心象》，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B16参照村上哲见《杜甫的酒史及其诗》(吉川幸次郎注《杜甫》，筑摩书店，1972年8月)。
B17参照吉川幸次郎《杜甫与饮酒》(《吉川幸次郎全集》卷十二，筑摩书店，1968年)。B18参照松浦友久《关于李白在长安的体验——以‘谪仙’之称为中心》(上、下)(《中国文学研究》第九期、第十期，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1983年12月、1984年12月)。B19如晚唐孟癲《本事诗》(〈高逸〉第三)中所载贺知章称“谪仙人”这一重要评语，到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七，〈知己〉中就变为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具有“太白星精”的意象，所以这一推测或较切实际。此外，晚唐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武宗会昌三年(843)有一段记载：“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白。故贺监号为谪仙，不其然乎”，将“太白之精”传说作为“谪仙”之评的前提，但，这是在两种传说同时并存的晚唐时期，是李阳冰撰的《序》和范传正撰的《碑》的原样继承。重要之点是，“太白精下降”与“谪仙”都是说及相同性质(天才性、超俗性)话题的用语。B20具体作品例子，有王琦注本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三的“诗文”，或注⑥所引《李白与当涂》三，《历代文人咏怀李白在当涂遗迹》等，多有收录。
B21《采石怀李白》(四部丛刊本《萨天锡诗集》后集·七言律诗)。B22《明皇杂录》曰：“杜甫后漂寓湘潭间，羁旅憔悴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甫遗。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太平御览》卷八六三“炙”所引。)B23如清初黄生《杜工部诗说》(卷十一《诸体》)等，即持此见。可以说是有关文献中普遍之说。B24后述“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仇注卷二十三)。这也是以《杜工部诗说》为首有关诸论所持普遍看法。B25如清初钱谦益《杜诗笺注》(卷八)、金启华《杜甫诗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还有不仅仅是狭义学术专著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也是这种立场。
B26胡传安《两唐书杜甫传》补正(下)(《大陆杂志》第三十卷第十一期，1965年)，黑川洋一《关于〈唐书〉杜甫传中的传说》(《杜甫研究》创文社，1977年)，陈文华《杜甫传记唐宋资料考辨》第三篇(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等指出，《杜传补遗》即成于南宋中期《分门集注杜工部集》的序中所收为“皇宋李观撰”《遗补传》。B27仇兆鳌《杜诗详注·附录·诸家咏杜》中题作《杜子美坟》并注，“见分类千家注本”。B28杜甫“诗圣”之称，实以李白“谪仙·诗仙”之称为前提而逐渐形成以与之相对应，其文学史上的意义，松浦友久《李白在长安的体验——以“谪仙”之称为中心》(下)(中国文学研究第十期，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有较详论述。B29“吕汲公年谱云：大历五年辛亥，是年夏，还襄汉，卒于岳阳。”(四部丛刊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头诸年谱：“嘉兴鲁撰”，年谱“大历五年”)。B30“子美北还之迹，见此三篇(指《回棹》、《登舟将适汉阳》、《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安得卒于耒阳耶。要其卒，当在潭岳之间，秋冬之际。”(《知不足斋丛书》第三十集，王得臣《尘史》卷中“辨误”)。
B31“鹤曰……今以诗考之，公是秋下洞庭，欲归襄阳，尚有《别湖南幕府亲友》及《过洞庭湖》诗，其诬不足攻也。”(黄鹤《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卷三十七)。
B32当然，应该承认，也有一定程度的variation(变异)。“及贺卒，夫人(母亲)诼哀不自解。一夕梦贺来，如平生时，……夫人讯其事，贺曰：‘上帝神仙之居也。近者迁都于月圃。构新宫，命曰白瑶。以某荣于词，故召某与文士数辈，共为新宫记。帝又作凝虚殿，使某辈纂乐章。今为神仙中人，甚乐。愿夫人无以为念。’既而告去，夫人甚异其梦，自是哀少解。”(《宣室志》、《太平广记》卷四十九《神仙》)。这也同样表明，不论是“白玉楼”传说，还是“白瑶宫”传说，其传承本质是共通的。B33与这些传说具有同样的象征性而且在临终传说谱系中据源泉地位的，是
屈原的“怀石自沈”传说。(《史记》卷八十四《屈贾列传》)。关于中国文学史临终传说的谱系及其意义，另文再论。B34杜甫有描写自己性格和诗风的诗句“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八)等，但却不见有第三者关于杜甫性格及创作风格的传说流传。B35再具体说，两种情况各有其含义，基于史实，就表明诗人的个性和创作风格很容易被传说化、故事化，而如果是虚构的，那么，这虚构的传说故事也表明诗人的个性和创作风格很容易被假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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