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质疑
李祖鑫
唐代大诗人李白卒于宝应元年一说，流传甚广，影响很大，目前几为定论。然究其立论，似觉论据不足，说理不丰，有重新探讨之必要。李白卒于宝应元年的说法，最早见于宋人曾巩的《李翰林集序》，序曰：“……其族人李阳冰为当涂令，白过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宝应元年也。”曾序论断，依据不明，且卒岁与卒年冲突，未为人信服。曾巩之后，持此说代表人物是清人王琦。王琦在《李太白年谱》宝应元年条目下注曰：“时李阳冰为当涂令，太白往依之，十一月以疾卒，年六十二。”王说得到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先生的肯定。郭老认为：“他到当涂去依靠‘从叔’县令李阳冰，前人以为就在宝应元年中，但就他的《献从叔当涂宰阳冰》一诗看来，应该是在上元二年的冬天。”“李白是以宝应元年(即上元三年)十一月死于当涂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王、郭二人皆为李白研究权威，他们的看法，已被多数李白研究者接受，且见于几种新编的《李白年谱》中。然而，经仔细研究后，发现他们的论证并不圆满，有些说法彼此间差异很大。即如，李白到当涂投靠李阳冰时间，直接关系到李白卒年的确定，而王、郭对此却各执一说，王琦认为在宝应元年，郭老说是上元二年冬。二说孰是?如二说皆是，为何说法不同?如一是一非，为何卒年一致?如二说皆非，“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又何以立论?王、郭两说的不一致，使人不能不对其共同的结论发生怀疑。本文拟从考辨王、郭两位专家的观点入手，对“李白卒于宝应元年”提出质疑。 一王琦关于李白卒年的论述，引用了曾巩的《李翰林集序》、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李华的《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刘全白的《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说理较为充分。然而，也忽视了一些必须综合考虑的因素，致使疑点随议论丛出，陷于自相矛盾之中。笔者认为，如依王琦之说，肯定李白于宝应元年往依当涂令李阳冰，就不能得出“十一月以疾卒”的结论。否则，必然面临两个难题无法解决。其一，卒年与李白到当涂后的诗作相抵牾。其二，卒年与李阳冰《草堂集序》(后简称李序)、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后简称范碑)记载的事实相联系，矛盾重重，无法解释。认定“李白宝应元年到当涂，十一月以疾卒”，起码与李白的三首诗相抵牾。李白有诗《游谢氏山亭》，诗曰：“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病闲久寂寞，岁物徒芬荣。借君西池游，聊以散我情。扫雪松下去，扪萝石道行。谢公池塘上，春草飒已生。花枝拂人来，山鸟向我鸣。田家有美酒，落日与之倾。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该诗时间、空间概念十分明确。“再欢天地清”、“病闲久寂寞”、“春风飒已生”等句，点明吟此诗时已到宝应二年(即广德元年)春。时史朝义兵败自杀，安史乱平，故称“天地清”；宝应元年深秋由金陵至当涂投李阳冰，一冬卧病，至春方愈，因谓“病闲久寂寞”。《游谢氏山亭》诗题、“谢公池塘上”诗句所指地点，与《姑孰十咏·谢公宅》中“池上虚月白”句所指地点一样，是当涂青山(天宝十二载敕改谢公山，又名谢氏山)谢公宅、谢公池一带。由此可见，宝应元年十一月，李白并未“以疾卒”，否则，他怎能听到安史乱平的消息?怎能在久病初愈之后，出游当涂青山谢氏山亭、饱览大好春光?李白还有《九日龙山饮》、《九月十日即事》两诗，时间、空间概念也很明确。《九日龙山饮》诗曰：“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九月十日即事》诗曰：“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郭老对这两首诗作了十分中肯的评价，他说：“(两)诗的格调情趣完全相同，把李白豪迈之气差不多洗脱干净了……花遭两次重阳，人遭两次重伤。语甚平淡，而意却深远，好象在对自己唱安眠歌了。”确实如此!李白在未投军李光弼之前，壮心未泯，一意请缨入幕。既然还要“愿雪会稽耻，将期报恩荣”，又怎会发出“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这般无可奈何的哀叹?此两诗必作于流放归来，投军不成，病还以后。联系诗中言及的龙山就在当涂城东南十余里处可以断定，此两诗只能作于投军不成，病还当涂之后的重阳日，即宝应二年的九月九日、十日。根据《游谢氏山亭》、《九日龙山饮》、《九月十日即事》三诗，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李白到当涂投靠李阳冰以后，起码活到第二年的重阳节，绝不可能如王琦所言，“宝应元年到当涂，十一月以疾卒”。认定“李白宝应元年到当涂，十一月以疾卒”也与李序、范碑有碍。王琦把李白到当涂时间定为宝应元年，虽未明确具体日期，但根据李白到当涂后写的《献从叔当涂宰阳冰》可以肯定是在宝应元年的深秋。从深秋到“十一月以疾卒”，李白在当涂只活了三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李白与李阳冰往来频繁。据李序记载，李阳冰临当挂冠时，李白病重，即枕上授诗稿于李阳冰，请他辑集写序，十一月乙酉(十日)，李序成。这就是说，从深秋李白至当涂到其卧床不起最多不过三个月，从李阳冰成序到李白病卒，最多不过20日。在这段时间内，李白一定在当涂城内李阳冰身边养病。不管其时李阳冰或临当挂冠准备离去，或受简以后就已离去，此前一定会把重病中的李白安顿好并派人照料。另据范碑记载，李白两孙女曾云：“先祖志在青山，遗言宅兆。顷属多故，殡于龙山东麓，地近而非本意。”李白孙女尚且知道李白“志在青山”，李白生前接触到的唯一可依靠的人李阳冰自然也知道。李白临终时，李阳冰无论在与不在跟前，都会嘱咐照料李白养病的人按其心愿安排后事，李白就应病逝于县城之内，安葬于青山之阳。然而，事实却是：李白殡于龙山，而且“地近而非本意”。试问，李阳冰，或者受李阳冰之托安排李白后事的人，能从十余里远的县城里把李白遗体抬到龙山东麓，为什么不能再向东走六里抬到青山之阳安葬，以遂诗人之遗愿呢?再者，李白孙女已明言其身卒地方就在龙山殡处不远，如李白果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他又怎能在临终前的重病中远离县城来到龙山终于龙山脚下?如此种种，颇悖常理，实难自圆其说。以上矛盾的出现，使人不能不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肯定“李白于宝应元年往依当涂令李阳冰”，就难以得出“十一月以疾卒”的结论，王琦的论述显然不可信了。那么，王琦失误在哪?是对李白到当涂时间推断不准?还是对李白卒年论断有误? 二郭沫若先生回答了因王琦论述的矛盾使人产生的疑问，认为李白到当涂投李阳冰并不在宝应元年而在上元二年冬；指出李白到当涂后又生活了近一年才病逝；最后重申“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郭老的论述，避免了王琦论述中的自相矛盾之处，说理透彻，逻辑性强。然而，可信程度如何?把李白到当涂投李阳冰时间改在上元二年冬，改得对不对?根据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仍无法正确回答王琦矛盾的论述错在何处，而且也不能判断“李白卒于宝应元年”正误与否?查《李白与杜甫》一书可知，郭老把李白到当涂投李阳冰时间改在上元二年冬，除了根据李白到当涂后又活了近一年的事实进行的推论外，主要依据是李白上元二年的诗文与行踪。郭老认为：“上元二年，他又离开了豫章，往来于宣城与历阳二郡之间。在这一年，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便是在八月间去参加李光弼的东征，但半途在金陵生病而中止了。他有诗纪其事：《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后简称《闻》)。”“上元二年，李光弼东镇临淮，白曾决计从军，行至金陵发病，半途而返，……岁暮赴当涂，就县令李阳冰，即留当涂养病。”郭老在这两段论述中，点明上元二年李白有两次大行动，八月投李光弼，岁暮投李阳冰。然经仔细推敲后，就发现郭老的失误正在于此：把投李光弼与投李阳冰时间全都搞错了。如郭老所言，有关李白参加李光弼东征，因病未成，终止于金陵的经历，见于李白《闻》诗。然而，正是根据这首诗，才能断定李白投军李光弼的时间在宝应元年秋而不是上元二年八月。《闻》诗全文为：“秦出天下兵，蹴踏燕赵倾。黄河饮马竭，赤羽连天明。太尉杖旄钺，云骑绕彭城。三军受号令，千里肃雷霆。函谷绝飞鸟，武关拥连营。意在斩巨鳌。何论矯长鲸?恨无左车略，多愧鲁连生。拂剑照严霜，雕戈?胡缨。愿雪会稽耻，将期报恩荣。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金陵遇太守，倒屣欣逢迎。群公咸祖饯，四座罗朝英。初发临沧观，醉栖征虏亭。旧国见秋月，长江流寒声。帝车信回转，河汉复纵横。孤凤向西海，飞鸿辞北溟。因之出寥廓，挥手谢公卿。”该诗意思明确，分两个层次，第一层写李光弼率军东征事，第二层写李白投军半道，因病折回，金陵别友事。判断李白何时投军及诗作于何时，关键是要搞清李光弼东南征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如果把第一层意思仅理解为李光弼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之受命，时间确在上元二年五月。但是，必须看到，诗文中“太尉杖旄钺，云骑绕彭城。三军受号令，千里肃雷霆”两句，已超出李光弼东征之受命的范围，写到其进驻彭城(徐州)的军事行动上。对于这段历史，很多史书均有记载。《资治通鉴》：“上元二年，五月，复以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八道行营节度使，出镇临淮。……宝应元年，建寅月，李光弼拔许州。……李光弼至临淮，诸将以朝义兵尚强，请南保扬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为安危，我复退缩，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贼安知吾之众寡!’遂径趣徐州，使兖郓节度使田神功进击朝义，大破之。”《旧唐书·李光弼传》：“光弼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刘展后，逗留于扬府，尚衡、殷仲卿相攻于兖、郓，来
?旅拒于襄阳，朝廷患之。及光弼轻骑至徐州，史朝义退走，田神功遂归河南，尚衡、殷仲卿、来?
皆惧其威名，相继赴阙。”《新唐书·代宗本纪》：“宝应元年，五月丙申，李光弼及史朝义战于宋州，大败之。”《通鉴纪事本末》：“宝应元年建寅月，李光弼拔许州……［夏五月］李光弼至临淮，诸将以朝义兵尚强，请南保扬州，光弼……遂径趣徐州。”综合上述史料，可以把李光弼东征事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上元二年(761)五月，李光弼任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等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 八月，赴河南行营。宝应元年(762)正月，拔许州五月，进驻临淮行营。月中，径趣徐州。丙申(18日)，派田神功解宋州围，大败史朝义。 李光弼未至徐州前，中原地区形势危急。除叛军史朝义部围宋州外，官兵尚衡、殷仲卿两部相攻于兖、郓间；来?
部据襄阳，拥兵自重；田神功部屯淮南，踞功不前；李唐王朝已无力控制这一地区局面。李光弼至徐州后，依靠实力，击败叛军，借助威望，惮服诸将，中原地区出现了“三军受号令，千里肃雷霆”的新局面。正因为李光弼至徐州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李白才会写在诗中给予充分肯定。试问，如果李白于上元二年八月就去投军，上元二年秋已写《闻》诗，宝应元年五月才有的李光弼“云骑绕彭城”事，怎会出现于《闻》诗之中?统观全诗，可以认为，李白闻李光弼率军由京师东南征史朝义入徐州，控制了中原局势后，遂于宝应元年七、八月间北上投军。后半道病还，金陵小住。等他“挥手谢公卿”写诗道别时，已到宝应元年深秋了。李从军先生在《李白请缨考》一文中，认为“李光弼到徐州，是在浙东袁晁起事后”，“李光弼到徐州后，史朝义退走。因袁晁起义进展很快，于是李光弼又回戈来对付袁晁了”。说李光弼在宝应元年八月以后才到徐州，是不准确的；认为“李白投军，正当李光弼在徐州出征东南攻打浙东袁晁的时候”，也值得商榷。但是，李白投军在宝应元年秋而不是上元二年秋，确有足够的史料可以证明。郭老既然错把李白投李光弼时间提前了一年，把同在一年发生且在投李光弼之后到当涂的时间定于上元二年，自然也是错误的。李白因病投军不成折回后，在金陵稍有耽搁，即乘舟到当涂投靠李阳冰。到当涂后，有《献》诗赠李阳冰。诗的最后七韵是：“
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各拔五色毛，意重太山轻。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长叹即归路，临川空屏营。”把它与《闻》诗中“金陵遇太守，倒屣欣逢迎。群公咸祖饯，四座罗朝英。……孤凤向西海，飞鸿辞北溟。因之出寥廓，挥手谢公卿。”等句联系起来，不难发现，李白投军不成病还后，在金陵虽得到朋友的客气款待，但也只是“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无条件安居养病。结果，群公咸祖饯，终于礼送出境了。李白离金陵后，钱囊羞涩，拖着病、老之身，在萧瑟寒风中，无处安身，无力远行，只好就近胡乱认个从叔，来到离金陵不远，常为自己依恋的当涂县，投靠县令李阳冰。从“半道谢病还”到“斗水浇长鲸”到“严风起前楹”，宝应元年秋冬之时的李白，老、病、穷、寒，急需觅得一个温暖的可以暂且栖身养病的去处。因此，离金陵以后，他也就无可选择地到当涂去投靠并非真正叔亲的“从叔”李阳冰，以养病过冬。对李白于宝应元年秋冬之交到当涂投李阳冰的说法，郭老曾提出异议：“如果他是宝应元年的冬天才到当涂，他就不可能以逐臣身份在龙山登高度过重九。”郭老强调不能以逐臣身份登龙山过重九，显然是指到宝应二年重阳节，他就不是逐臣了。不知这种推断依据何在?李白用逐臣自称，屡见于他在“赐金放还”以后写的诗文中，如在天宝十三年，就有“霜惊壮士发，泪满逐臣衣”(《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之叹。长流夜郎以后，他更以逐臣自悲了。纵观李白一生，唯一能改变其逐臣身份的，只有受封左拾遗一事。然断定宝应二年重阳节之前李白一定能受封左拾遗，根据又嫌不足。代宗登极之初，曾多次下诏“广拔淹瘁”。其于宝应元年五月下的《即位赦文》中，就有“其有明于政理，博综典故、文可经邦、谋能制胜及孝悌力田，诸州刺史并宜搜扬闻荐”之语。此赦文不能使李白进入闻荐之列。因为赦文同时也是第一次公开为永王昭雪。李白获罪原因是附逆，逆主永王不平反，李白即便免了刑，也不算销了罪，除了恶名。否则，何以当时杜甫仍称其“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当然，代宗的《即位赦文》，终究给李白带来了脱胎换骨的机会。从此，他又可以以清白之身谋东山再起了。李白一生中最后一次政治活动——投李光弼从军报国，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继《即位赦文》后，代宗在《册尊号赦文》中再次表达了招贤意图。赦文曰：“有孝弟力田、经术通博、文词雅丽，政理优长，本州各以名荐。”此赦文下于广德元年(即宝应二年)七月，如李白自此而被举荐受封，由赦文下达州县，到地方官举荐，再到朝廷授封，几番上下，非半载不可完成，广德元年重阳节，不会有授封消息，李白仍可自称逐臣。另据《新唐书·代宗本纪》载：“广德二年正月丙午，诏举堪称御史、谏官、刺史、县令者。”代宗在位19年，广德元年七月，才正式称宝应圣文武孝皇帝，广德二年正月，可谓“代宗之初”；左拾遗又属谏官之列，李白极有可能即由此次被荐受封。这样，广德元年重九，李白当然还是逐臣了。明确李白在宝应元年秋冬之交才到当涂投李阳冰以后，再根据郭老的分析，认可李白到当涂后又活了近一年，无庸置疑，宝应元年十一月，李白没有病卒。郭老把王琦确定的李白投李阳冰时间由“宝应元年”改为“上元二年冬”，虽有利于对李白到当涂后所作的诗文的理解及“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的论述，但明显与李白投军李光弼因病折回时间冲突，因此是不准确的，以不准确的提法为基础论证“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当然也不能使人信服了。〖BT3〗三综上所述，可以发现，王、郭二家对“李白卒于宝应元年”的论述都是很成问题的，在王琦的论述中，如孤立提出“李白于宝应元年到当涂投依李阳冰”，尚属正确，一旦把它与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联系起来，就会出现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在郭老的论述中，提出“李白于上元二年冬到当涂投依李阳冰”，能够合理解释李白卒于宝应元年，但事实证明，李白并非上元二年冬到当涂。综合王、郭之说，只能得出一个正确结论：李白无论是上元二年冬还是宝应元年到当涂，都不可能病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王、郭二人论述的失误，不仅否定了“李白卒于宝应元年”一说的可靠性，也引起了人们更深的思索：王、郭两位专家认定李白卒于宝应元年根据是什么?是否合理?查郭老著作，答案很明确。郭老认为：“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作于宝应元年十一月初旬(乙酉)、……乙酉是十一月初十，李白在当时或许尚在病中，但离去世也不会太远了。”显而易见，定李白卒年，主要依据是李阳冰序成的“十一月乙酉”。然而，这种推论并不可靠。李序中的“临当挂冠，公又疾亟”、“枕上授简，俾予为序”、“时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也”等语，是李阳冰用来说明自己替李白辑集写序的原因与成序的时间，并不意味着“序成之日，公又疾亟”，更不能因序成于十一月初十就断言李白一定死于十一月。李阳冰作序，可能在当涂，也可能已挂冠离去；成序之日，李白也许病重将逝，也许恰恰相反，病情渐趋好转。怎能仅根据作序前“公又疾亟”就断定李白一定要死?而且死于序成后的20日之内?况且，如果能根据李序断言李白死于宝应元年十一月，为什么不根据魏颢的《李翰林集序》断定李白在宝应元年十一月还活在人世?作为李白生前的崇拜者、追随者，魏颢比李阳冰更熟悉李白，了解李白。和李阳冰一样，魏颢也曾受李白之托为其辑集写序。魏颢的序当与李阳冰的序一样可信。魏序中说：“经乱离，白章句荡尽。上元末，颢于绛偶然得之。沉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怀旧，援笔成序。……白未绝笔，吾其再刊。”魏颢宣称偶得李白诗稿于上元末，上元年号始用于公元760年6月(肃宗乾元三年闰四月)，到公元761年10月(肃宗上元二年九月)去上元年号，只称元年。公元762年5月改元宝应。魏颢所说的上元末，或者指去上元年号的761年下半年，或者指改元宝应的762年上半年。魏颢得诗稿后，又“沉吟累年”。累年，即连年，指连续两年或更长的时间。无论从761年下半年，或从762年上半年算起，到762年11月30日(即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都不能称之为“累年”，魏颢“沉吟累年”后，起码到了宝应二年(763年)初，才“援笔成序”。成序时，魏颢明白写到“白未绝笔，吾其再刊”，显然指李白仍活着。有人认为魏颢并未得到李白的确切消息，仅是猜测性的这么讲讲，不能以此证明李白未死。此说不妥。李白好友杜甫在未得到李白确切消息时作诗，不是说“不见李生久”，就是说“逐客无消息”，从未断言过他的生死。如魏颢未得到李白确切消息，写序时起码会加用一假设语气，魏之所以不加，显然确知其未死。否则，何下此断语?用李阳冰序能判断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用魏颢序能证明至少到宝应二年初李白还未绝笔，如果不解决这样的矛盾，硬说“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谁信!王琦、郭沫若两位先生对“李白卒于宝应元年”一说的论述，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疑点、失误，但在整个李白研究领域，他们用力至勤，考辨至深，确属筚路篮缕，功德无量，他们的辛勤劳作，为李白研究的深入铺平了道路。笔者正是于此中，受到启发，对李白卒年问题初步形成如下思考：李白于宝应元年七、八月间北上投军李光弼，不幸因病半道而返，至金陵小住。秋冬之交，作《闻》诗别崔侍御离金陵到当涂，投靠“从叔”李阳冰。不久病重，遂枕上授简，嘱李阳冰为之辑集写序。李阳冰序成，安顿好卧病李白，挂冠而去。李白经一冬调养，至宝应二年春病情好转。因李阳冰已离去，当涂城内无人依靠，即出游当涂青山、横望山、龙山等地。是年重阳节，登当涂城东南龙山，举觞赋诗，怅咏悲凉一生。冬初，旧病复发，即于广德元年(763)岁暮病卒龙山脚下，终年63岁。
(原载《李白诗魂系青山》。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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