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卒年辨
李从军
..长期以来，李白的研究者们，一直确信李白享年六十二岁，卒于代宗宝应元年(762)之说，然而，这一说法和它的根据，却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应予推翻和澄清。事实上，李白应该是享年六十四岁，卒于代宗广德二年(764)。认为李白终年六十二岁，卒于代宗宝应元年，乃误出于李华的那篇《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
呜呼，姑熟东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呜呼哀哉!夫仁以安物，公其懋焉；义以济难，公其志焉；识以辨理，公其博焉；文以宣志，公其懿焉。宜其上为王师，下为伯友。 年六十有二不偶 ，赋《临终歌》而卒。悲夫!圣以立德，贤以立言，道以恒世，言以轻俗。虽曰死矣，吾不谓其亡矣也。有子曰伯禽，天然长能持，幼能辨，数梯公之德，必将大其名也巳矣。铭曰：立德谓圣，立言谓贤，嗟君之道，奇于人而侔于天。哀哉! 然而，笔者认为：这个墓志，乃是伪作，它根本不是与李白同时的古文家李华所作，甚至不是唐人所作，它窜入李白集中，乃是宋代的事，可是后人却受骗千年而未疑，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所谓李华的《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终唐之世，乃至北宋前期，均不见文献记载，古本李白集中，也未附此文。今本李白集共附碑文四篇，即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和李华的《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前三篇碑文均见于《文苑英华》，可是，《文苑英华》所收李华为他人作的碑铭共有十余篇之多，却唯独没有《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唐文粹》也未见此文。这本身就是可疑的。且《文苑英华》于范碑等题下注：“附见李白集”，又可知碑文是从当时古本李白集选入的，从而说明古本李白集子也没有所谓李华的这篇墓志。否则，既然古本李白集中其它三篇碑文皆被收入《文苑英华》，岂能单单遗漏此篇?并且，今本李白集中所谓李华墓志不仅不见于唐人记载，甚至就连北宋乐史的《李翰林别集序》和曾巩的《李太白文集后序》中也均未提及。象李华那样以碑铭文字著称的大文士，为李白那样名动海内的大诗人作墓志，竟然直至北宋，既未见于李白集子，也未被收入总集，也未被其它文献所提及，从而说明这个墓志绝非李华的手笔，而是宋人之所为。
(二)让我们再看一下今本李白集中所谓李华的《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的内容。此墓志曰：“呜呼，姑熟东西，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墓志的开始就露出了破绽，表明此墓志绝非李华所作。据《新唐书》本传载，李华卒于大历初年。但是，“唐高士李白之墓”在大历之前，并不在青山北址，而是在龙山东麓!只是到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才由龙山东麓迁往青山的!这由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可证：“……殡于 龙山东麓 ，地近而非本意。坟高三尺，日益摧圮，力且不及，知如之何。闻之悯然，将遂其请。因当涂令诸葛纵会计在州，得谕其事，纵亦好事者，学为歌诗，乐闻其语。便道还县，躬相地形， 卜新宅于青山之阳，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迁神于此 ”。而元和十二年李白墓迁于青山时，李华已去世五十年了!又怎么可能作“呜呼，姑熟东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的墓志呢?因此，此文绝非唐李白时人古文家李华的手笔。
(三)就是从所谓的李华这篇《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文字本身来看，也大有问题。墓志短得可怜，仅一百五十余字，就连注家王琦也深感奇怪：“寥寥数语，何其惜墨如金乃尔!”并且，墓志竟然连李白的家世和待诏翰林的经历也只字不提，而李华为他人所作的碑铭，都是洋洋洒洒的长篇，长的竟多至几千余言，家世、身世俱为详述，无论是内容、风格，还是篇制，都与此《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大不相类。试引如下几段文字便可见端倪。如李华的《著作郎赠秘书少监权君墓表》：
君姓权氏，讳皋，字子繇。天水人，符秦尚书仆射之后，世为著姓。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咸有令德。君既冠，进士及第，试临清尉…… 再如他的《扬州司马李公墓志铭》： 公讳某，字某，赵郡高邑人也……。为山东上族，五百余年矣。公少孤，以经明行修登第，直崇文馆，授雍丘尉。…… 又如他的《太子少师崔公墓志铭》：
圣唐祖宗重光丕变万国，玄宗、肃宗、今上三后继明格于上下。其辅弼之臣曰赵公，奉先少师之训，有大功于王室。少师讳
王 景 目 至 ，字某。清河东武城人也。……
要之，李华碑铭文字平实整饬，尤重于碑主的家世、身世的记述。实与今本李白集所附李华墓志“呜呼，姑熟东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云云文风殊异。因此，仅就墓志文字本身来看，亦非李华之作。综上所述，今本李白集所载李华的《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绝非唐代李白时人李华之所作，实为后人所伪托者。它窜入李白集中，是宋以后的事，其所载李白生年六十二之说，不能为据。伪墓志所谓六十二之说，是伪作者由《为宋中丞自荐表》所述至德二载(757)李白年五十七，合李阳冰《草堂集序》中“枕上授简”而臆断的。后人不察，却以讹证讹，以伪墓志六十二说为据，断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如清人王琦，即是如此。其《年谱》云：“李阳冰《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然考李阳冰《草堂集序》，并无此载。
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论《关睢》之义，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辞，终惭杜预。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时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也。 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乃十一月初十。但是，这是李阳冰序成之日。序中仅言及李白当时有病，并未言其卒，何以见得李白定死于此月?李白之所以“枕上授简，俾予为序”，是因为李阳冰“善词章，留心小篆”(《宣和书谱》)，且要离任而去，所以李白才急于请其为序。王琦之说不实。军案：李白并非卒于宝应元年、终年六十二，而是卒于广德二年，终年六十四。李白终年六十四岁之说，早见于曾巩的《李太白文集后序》： 其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过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 只是曾巩序文的“是时宝应元年”数字当有错讹，因曾巩于序文前面说：
而(宋)若思军赴河南，遂释白囚，使谋其军事。上书肃宗，荐白才可用，不报。是时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终以
氵 于 事长流夜郎。 序中所述与李白集中《为宋中丞自荐表》相合。上书时当在乾元元年(758)前一年的至德二载(757)。既然至德二载李白五十七岁，那么，李白六十四岁卒，是时应是广德二年(764)，而不是宝应元年(762)。又，曾巩序曰：
李白集三十卷，旧歌诗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杂著六十五篇，知制诰常山宗敏求次道之所广也。次道既以类广白诗，自为序，而未考其作先后， 余得其书，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 由此可知，曾巩在李白诗集编年的研究上，化了很大的功夫。因此，他所说的李白终年六十四岁，是经过详细考证后得出的结论。可惜的是，元萧士注李白集时，乱其旧次，使得曾巩考次不复见，更有甚者，是后人误附李白终年六十二、卒于宝应元年之说，遂对李白集滥加删除。由萧氏所云可见一斑：
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绵所刊舂陵杨君齐贤子见注本读之，惜其博而不能约， 至取唐广德以后事 及宋儒记录诗词为祖，甚而并杜注内伪作苏东坡笺事已经益守郭知达删去者，亦引用焉，因取其本类此者为之节文，择其善者存之。 (《补注李太白集序例》) 可见，李集中原存有关“唐广德以后事”，曾巩所云终年六十四盖由此出。但却被后人菁芜不分，与“宋儒记录诗词”“伪作苏东坡笺事”等同视之而删除，实乃可恨。这样，无形中增加了对李白卒于广德二年、终年六十四岁考证的困难，这是使李白卒年长期被误说的一个很直接的原因。但是，现存下的史料和李白诗文仍然表明李白并非卒于宝应元年。为了论证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李白是何年至李阳冰处的，这就牵涉到李白至当涂时所作的《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的写作年代：
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各拔五色毛，意重泰山轻。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长叹即归路，临川空屏营。 王琦曰：“诗云：‘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知李白自金陵往当涂也。又云：‘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则其时为秋冬之交也。是非辛丑(上元二年)即壬寅(宝应元年)二年中之作。”(《李太白年谱》)其说是含糊其词的。细考此诗只能作于宝应元年，而不可能作于上元二年。因为上元二年冬，李白并不在当涂，而是在宣城，这由李白《宣州送刘副使入秦》一诗可知。王琦《年谱》系此诗于上元二年，引《旧唐书》为证：“‘上元二年正月辛卯，温州刺史季广琛为宣州刺史充浙西道节度使。’诗中所谓‘秉钺有季公，凛然负英姿，’ 正指季广琛也。所谓‘统兵捍吴越，豺虎不敢窥，’指刘展余党张景超、孙待封占据苏、湖，将犯杭州之事，所谓‘大
熏 力 竟莫叙，已过秋风吹，’是送饯之时约在冬时矣。”李白是秋冬之交由金陵舟行至当涂的，由此诗可知，上元二年冬李白还在宣城，当然不可能于同年的秋冬之交由金陵至当涂。此外，笔者在《李白请缨考》一文中，由《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一诗考出，宝应元年秋李白投军李光弼，半道因病还至金陵。这就更加证实了《献从叔当涂宰阳冰》一诗是宝应元年而不是上元二年秋冬之交所作。否则，李白就将是两至李阳冰处，即上元二年依附李阳冰、次年离去投军，又半道返回李阳冰处，那就与李阳冰宝应元年十一月所作的《草堂集序》不符。既然李白至当涂李阳冰处在宝应元年秋冬之交，那么，李白就不可能卒于宝应元年，有李白《九日龙山饮》一诗可证：
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 《太平府志》曰：“龙山在当涂南十里。”诗中称己为“逐臣”。李白的《江夏使君叔帝上赠史郎中》亦自称“逐臣”：“……昔放三湘去，今还万死余。……多惭华省贵，不以逐臣疏。”“逐臣”即放逐之臣。前人多认为《九日龙山饮》乃长流夜郎后至当涂所作。前面已证：李白是宝应元年秋冬之交才到当涂的，如果他就卒于此年，岂不是说，之后他又死而复活，第二年(广德元年)重阳节又在当涂龙山登高赋诗了吗?由此可知，广德年间，李白仍然在世。李白《游谢氏山亭》一诗也同样能说明这一问题。 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 病闲久寂寞，岁物徒芬荣。借君西池游，聊以散我情。扫雪松下去，扪萝石道行。谢公池圹上，春草飒已生。花枝拂人来，山鸟向我鸣。田家有美酒，落日与之倾。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 此诗注家认为作于上元二年，大误。陆游《入蜀记》载：“青山南有谢玄晖故宅基。……庵前有小池，曰谢公池。”《太平寰宇记》载：“青山在太平州当涂县东三十五里。”诗云“沦老卧江海”，“病闲久寂寞”，表明夜郎放还后晚年居当涂久病在身。大概是宝应元年投军半道病还至当涂后一直未痊愈，但比初至当涂“枕上授简”时有所好转。“再欢天地清”表明此时安史之乱已被平定，如尚有余孽，则不得言“天地清”，这是无庸置疑的。《通鉴·唐纪三十八》载：广德元年正月“朝义穷蹙，缢于林中，怀仙取其首以献。仆固怀恩与诸军皆还。甲申，朝义首至京师”。李白此时虽病魔缠身，但仍为安史之乱的平定而欢欣。“再欢天地清”有力地证明了此诗乃作于广德元年。“花枝拂人来，山鸟向我鸣”一语表明诗作于春天，而由“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又知李白此时居家当涂，时孩子在其身边。李白既然广德元年春游谢氏山亭，秋重阳时登龙山，足证卒于宝应元年之说为非。李白尚有《草书歌行》一篇，此诗注家多以为伪作，但辨疑最甚的朱谏却反而认为此篇“不可以为非白之作而遽忽之”(《李诗辨疑》)。诗中云：“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
彳 扁 。”詹先生云：“按《新唐书》方镇表，广德二年置湖南节度使……太白卒于宝应元年，而此诗中已有湖南七郡之称，亦至可疑。”(《李白诗论丛》55页)前面已述，李白并非卒于宝应元年，因此，不但不能据广德二年始置湖南行政区域而怀疑《草书歌行》，相反，这倒是李白直至广德二年尚在世的一条佐证。观诗中“八月九日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当是广德二年秋怀素来当涂为客时李白所作，李白虽此时未卒，但离去世已不远了。李白卒于广德二年，终年六十四岁之说，不仅可以从其诗文中找到答案，唐代有关李白的记载亦可为证，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云：
……晚岁渡牛渚矶，至姑熟，悦谢家青山，有终焉之志。 盘桓利居，竟卒于此 。……访公之子孙，欲申慰荐，凡三、四年，乃获孙女二人……问其所以，则曰：父伯禽以贞元八年不禄而卒。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无官，父殁为民，有兄不相保，为天下之穷人。无桑以自蚕，非不知机杼，无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穑…… 范氏既然亲自寻访到李白孙女，所述当可靠无疑。由碑文可知，李白至当涂后，家亦随之迁于此，且时人皆知，否则之后范传正不会用三四年时间在当涂穷究李白子孙，可见他确知李白迁家当涂了。且碑文云：“盘桓利居，竟卒于此。”既为“盘桓”，可见逗留时间非短。而从《游谢氏山亭》的“遥欣稚子迎”和其后范氏所述李白孙女在当涂之辞，又知道李白确实“利居”、“竟卒于此”，也就是说，是迁家后最终死于当涂的。由此可见范碑所载与李白诗中所述完全相合。最后，笔者还要引证魏颢的《李翰林集序》中的有关记载对此作辨。李白友人魏颢，天宝十三载曾命驾千里访李白于江东，李白有诗赠之，并“尽出其文，命颢为集”。魏颢为集所作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经乱后，白章句荡尽， 上元末，颢于绛偶然得之，沉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怀旧，援笔成序。 首以赠颢作，颢酬白诗，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鹏赋、古乐府诸篇积薪而录，文有差互两举之。 白未绝笔，吾其再刊。 〖HT〗首先，我们看一下魏颢序文写于何年。据序所述，经安史之乱，魏颢所保留的李白诗文丢失，上元末在绛地得之。上元年号仅两年，既云上元末，当是上元二年(761)。“沉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怀旧，援笔成序。”至少两年，方可称累年。而上元二年后即是代宗宝应元年(762)，宝应元年后是广德元年(763)，上元二年后沉吟累年方援笔成序，那末，序文写成无论如何不得早于广德元年。而魏颢序文后面又说：“白未绝笔，吾其再刊。”原来，魏颢序文写成之时，李白并未去世，魏颢还等着再刊李白的新作，这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李白广德元年还活在世间吗?这难道不又是李白绝非卒于宝应元年的一条有力的佐证吗?由以上所考可知：今本李白集中所谓李华的《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乃是宋以后人所伪作，其文中所述李白终于六十二之说，不能为据。这由魏颢《李翰林集序》、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李阳冰《草堂集序》及李白自作诗文可以考见，旧云李白卒于代宗宝应元年(762)、终年六十二岁之说实误，应予推翻。诗人李白，应卒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终年六十四岁。
(原载《吉林大学社科学报》198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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