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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仙传》卷上（又见《水经注》卷十三“漯水”注，唯

“瑕丘仲”作班丘仲）

 

    永明中，会稽钟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养鼠数十头，呼来即来，遣去便       

 去。言语狂易，时谓之“谪仙”。不知所终。

                   ——《南齐书》卷五十四《高逸》（又见《南史》卷七十五《隐逸》）

 

                                                                                                   

     范豺者，巴西阆中人也。久住支江百里洲，修太平无为之道。临目嘘漱，项       

 有五色光起，冬夏惟单布衣。而桓温时头已斑白，至宋元嘉中状貌不变。其占吉       

 凶，虽万里外事，皆如指掌。或问：先生是谪仙邪？云：东方朔乃黠我，我小儿       

 时，数与之狡狯。又云：我见周武王伐纣洛城头，战，前歌后舞。宋文帝召见豺，     

 答诏称我，或称吾。元凶初为太子，豺从东宫过，指宫门曰：此中有博劳鸟，奈       

 何养贼不知？文帝恶之，敕豺自尽。江夏王使埋于新亭赤岸冈，文帝令发其棺，       

 看柩无尸，乃悔之。越明年，豺弟子陈忠夜起，忽见光明如昼，而见豺入门就榻       

 坐，又一老翁后至，豺起迎之。忠问是谁？豺笑而不答。须臾俱出门，豺问忠：       

 比复还东乡，善护我宅，即百里洲也。

                     ——《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又见《蜀中广记》卷七十六）

 

从这些材料看，唐以前的所谓谪仙，是以行为怪谲、言语狂易，为常人难以理解为主要特征的。松浦友久所概括的三个方面中，其第三点也即“言论行动上的放纵性、非拘束性”在他们身上表现的都很明显。第二点即“社会关系上的客体性、客寓性”，也有所体现，但这一点主要是通过人们的反应表现出来的。至于其才能的超越性、超俗性，尤其是文才的横绝超奇，尚看不出来。

前面说过，不论是贺知章，还是李白，都是与道教关系极为密切的人物，有关道教的文献，他们应该是熟稔于心的。那么贺知章在以“谪仙人”来称李白时，他所取的是前述谪仙的概念内涵呢？还是为他加入了新的含义？不妨先分析一下李白对谪仙的体认。

李白诗文中有好几次提到“谪仙”一词，而有助于帮助判断其对谪仙体认的，一是其《玉壶吟》一诗，另一则是前面所引过的《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文。《玉壶吟》诗是在提到东方朔时用此词的，诗云：

 

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西施宜笑复宜嚬，丑女效之徒累身。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

 

李白在诗里引用东方朔的典故，应有以之自比的意思。东方朔是以才华出众而又自以未得其用，时以诙谐讽上见称的。《史记·滑稽列传》曾载：

   

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三月乃尽，诏拜以为郎，常在侧侍中。数召至前谈语，人主未尝不说也。时诏赐食于前。饭已，尽怀其肉持去，衣尽污。数赐缣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赐钱帛，取少妇于长安中好女。率取妇一岁所者即弃去，更取妇。所赐钱财尽索之与女子。人主左右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闻之，曰：“令朔在事无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为郎，又为侍谒者，常持节出使。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汉书·东方朔传》记事较《史记》所载详尽，而其中一则记其以诙谐讽上曰：

       

        久之，朔绐驺朱儒，曰：“上以若曹无益于县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临众处官不能治民，从军击虏不任兵事，无益于国用，徒索衣食，今欲尽杀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过，叩头请罪。”居有顷，闻上过，朱儒皆号泣顿首。上问：“何为？”对曰：“东方朔言上欲尽诛臣等。”上知朔多端，召问朔：“何恐朱儒为？”对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长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诏金马门，稍得亲近。

 

        从以上事迹看，东方朔的行为确具有放纵性与无拘束性，也具有超越世俗性。也许由于东方朔的举止不同常人，所以《太平广记》卷六“东方朔”条所引《东方朔别传》等，已将他描述为一个岁星下降的谪仙人了。李白这里说“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显然对东方朔事迹非常熟悉，而且是从其具有放纵性、无拘束性与超越世俗性的角度体认东方朔的。李白诗中又说自己曾“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可以看出他有意将自己的举止和东方朔相比拟。考虑到此诗作于天宝二年在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人”之后，那么，李白对于“谪仙”的体认，应该更多地和传统意义上谪仙之含义接近。至于《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中“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遗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说自己是“三十六帝之外臣”，并谓之“实录”，所强调的正是其作为谪仙的“社会关系上的客体性、客寓性”。

        那么，“谪仙”内涵的才华横绝超奇的新含义是如何出现的？这一含义，从现有的材料看，当与李白之被称为谪仙有关的。贺知章以“谪仙人”称李白，对于李白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不论是与李白同时代的人，还是后来有关李白的传记资料，在叙及李白时，都不会忘记李白的这一称号。唐人涉及李白谪仙称号的文字甚多，其中较重要的有杜甫、李阳冰、范传正、裴敬、孟棨、王定保等。下面将之作一排比，看看“谪仙”一词在与李白发生关联后，其意义的增生。

（1）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

 

（2）李阳冰《草堂集序》：

 

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

多言公之不得意。

 

（3）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在长安时，秘书监贺知章号公为谪仙人，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哭鬼神矣！”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朝列赋谪仙歌百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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